尽管明白我们迟早会失去他们，但是，当我们听到任继愈、季羡林两位文化老人携手仙逝的消息，仍觉当头一棒。没有多少百姓真正了解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的学问。毕竟，一位精研梵文，一位洞悉宗教哲学，都不算当世显学。只是这噩耗仍然引发了灵魂深处的痛楚。

　　这份痛楚，近年来我们并不陌生。送别钱钟书、送别冰心、送别巴金……我们不断地和这样一些世纪老人作最后的挥别。以中国人传统的眼光来看，季先生98岁，任先生93岁，都是喜丧，或应点起红蜡烛，为老人送行。

　　可是，哲人的萎谢，还是让我们黯然神伤。

　　经常地，眼光会不经意地落在书架上许久不曾碰触过的鲁迅、冰心、钱钟书……霎时，心中一片澄明。那些渐渐凋零的大师的生命，总是隔三岔五地提醒人们：那个始于五四的，厚重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时代，那个纯真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文时代，终将远去。看着网上各领风骚三五天、此伏彼起招摇着的各路新锐写手们，重温那些凝固在上个世纪的背影，有一种感动，也有一种孤独。是如季羡林、任继愈这样一些长寿的、奇异的生命，韧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将两个世纪的悬望相串，让我们的记忆复活，用他们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追求和传统文化精魂，慰藉了今人浮躁的心灵。

　　听着这样的声音，我们倍感踏实：

　　——季羡林先生在96岁高龄，还颤巍巍地写下《病榻杂记》，最要紧的，是赶紧辞去外界强加于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更在意的是“自由自在身”，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坚守，与他同龄的五四精神熏陶出来的学人，多半都把“自由自在”奉为不可更易的人生信条，视为对文化生命的坚守。

　　——任继愈先生则认为：“个人思想其实意义不大，只有化为群体的愿望，才会有惊人的力量，因而群体的觉悟极其重要；相反，群体的不觉悟尤其可怕。”由是他提出“治穷要先治愚”这一著名观点。

　　季先生生前被总理“三顾茅庐”，任先生生前被毛泽东褒扬为“凤毛麟角”，但被国家领导人眷顾的“恩遇”，并没有使他们“恃宠而骄”，依然保持书生本色，淡定安静地守着自己的书斋，做着自己冷僻的学问。

　　不管是季先生还是任先生，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这是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热情赞美过的知识分子。

　　“那个发光的东西”，会不会随着季先生、任先生们的仙逝，而成为历史的遗响呢？这是我们获悉噩耗之后，最为担心的。（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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