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界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人们通过各种媒体表达了深切的哀悼,更传达出对两位老人的无限追慕。(7月13日《北京日报》)

　　近年来,中国学界并不安宁。老中青学者们,能够安安静静地稳居书斋沉下心来做学问的,手执教鞭在课堂里教书育人的,有几人欤?学界熙熙,不乏学术造假之辈,而且是教授带着博士造假,院士领着教授作假,假假相悉,学界清流变成了利欲滚滚的浊流;学界嚷嚷,一些三脚猫功夫的学者们,则艺人化、明星化,从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纷纷跑出来抢占大众娱乐的制高点,将正史信史庸俗化,将历史人物戏说化,将所谓的国学格言化。总之,传统的历史文化被某些“学术明星”误读为现代消费的快餐型“心灵鸡汤”,初食像味精一样浓厚有趣,再吃则味同嚼蜡。启蒙固然无错,但泛滥成灾,就成了庸俗化和演艺化。更有一些学者,利用年龄、胡须和插科打诨打造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学术成了装点门面的马甲,“大师”成了欺世盗名的工具。

　　反观任、季二老,皆可曰“大师”,但二老从未以“大师”自居。季老更是推掉外界强加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大称号。再言学术,任老一生主攻宗教哲学,著述丰厚,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佛教史》足以彪炳学界千秋。任老晚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任就近20年,默默无名,独坐馆堂,耐得住寂寞,这种文化定性已成今日学界的稀缺品质。季老的学术方向也不属于热门,尤其其古代印度语言和文化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罗摩衍那》等,不仅当代学者无人可以匹敌,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分析,就印度学研究而言,和季老有一比的也只有唐三藏大和尚而已。

　　冷而不舍其学,名而不求其利,这正是任、季二老共同的学养品质。而这,也正是当今学界亟须补充的冷静剂和沉淀剂。笔者以为,当今中国学界,资质高的、基础好的学者不乏其人,但是纷纷嚷嚷,太过浮躁,都想跳出来去做学术明星或公共型知识分子,深度介入政治、经济、娱乐,术业何以专攻?纯粹的学者,既然在学,当然是要学得深、学得稳、学而得道;或诲人不倦而教书育人,或精研学问而立德立言。学者们如果过度追求俗世繁华还美其名曰“修齐治平”,要么异化为文化商人或商人文化,要么成为权力的附庸或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学者,是为学人。孔子时代,人与仁同意通假,人即仁,是道德品格的本体;仁即人,有了高尚的道德品格才能称其为人。能称得上学者(人)的,当然必须有高尚的学养和道德品格支撑。就此标准论,任、季二老堪当学人典范。一者,其一生为学,终身不悔,既不为政治纷扰而弃其志,也不为社会激变而乱心性,浮躁出台,哗众取宠。

　　“文化”是个被用滥的语词,“大师”成为讽刺的标本。但是,只要像二老那样,拥有一颗单纯而有笃定的学者之心,文化的清流就会汩汩流长,“大师”也会不断涌现。（张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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