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21日起，为缓解因弃婴急剧增多而造成的工作压力，市福利院已增加安全岛值班人员数量，并在福利院周边增加了视频监控设备，但安全岛内仍然坚持原先的设计，不设视频监控。

“弃婴岛”出现之初，各地都把不安装摄像头或拍照设备当作“亮点”，据说连报警按钮也设置了延时功能。此举旨在最大限度减轻遗弃者的心理负担，从而避免他们由于恐惧故意避开“弃婴岛”，耽误婴儿获得救助的机会。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甚至“骨”得有点硌手——广州“婴儿安全岛”启用17天后，收到的弃婴就超过100人。

究竟是“弃婴岛”发挥了岛聚效应，还是间接激励了遗弃行为，不得而知。可知的是，弃婴骤增让民政部门不堪重负，怎么办？在“婴儿安全岛”周边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竖“弃婴违法”警示，多少也有点无奈。视频监控设备虽然装在岛外，功用和岛内并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可以拍到遗弃者庐山真面目。如此一来，问题又绕回到建设“弃婴岛”最初该不该装视频监控的争议——不监控的话，怕弃婴太多；如监控到位，怕“弃婴岛”成空岛。

窃以为，设立“婴儿安全岛”本来就是站在婴儿救济的角度，防止弃婴因得不到及时救护而造成重大伤害或死亡，而不是站在批评者的高度，谴责遗弃者的道德，或扮演法官角色，追究遗弃者的法律责任。因此，将法律的还给法律，将道德的还给道德，将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独力担责有困难，可以多想办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公共机构不足，而民间慈善力量又因种种肘掣而难以壮大，无法替政府分更多忧。收养弃婴不妨向后者借力，多条腿走路，合力织起一张保护网，为弃婴命运兜底。

就目前的景况，民间慈善组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有限，仅凭善心做慈善，缺乏规范和长效运行机制（“兰考大火”之后，相关政策收紧），生存不易，发展更难。向慈善组织借力，还要给力，包括给资源与政策。资金投入上，不妨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让民间慈善组织通过接手服务获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