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下半叶，国际主流语言学界曾流行一句话：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一定会得出结论，除了词汇互相听不懂，全体地球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许多语言学家相信，只要深入研究一种语言（比如英语）的结构，从中概括出一些抽象到不能再抽象的规则，就能解释所有人类语言的句子生成方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语言结构的多样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果语言共性真的存在并需要将其找出来，也应先充分了解语言的多样性，研究的重点应从一致性转移到多样性上来。因此，上面那句话应该改为：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一定会得出结论，地球上生物多种多样，人类的语言也多种多样。真正的语言共性也许不在语言的结构而在使用语言的交往之中。为了建立抽象规则而设立许多在语言表面看不到的抽象范畴，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但做过了头就很成问题，就会损害语言的多样性。

从语言类型上看，汉语和印欧语大不一样。19世纪的语言类型学从构词的方式着眼，将汉语视为“孤立语”的代表，有别于“屈折语”和“综合语”，这是大家较为熟悉的。20世纪的语言类型学重点研究造句的类型，仍然发现汉语有不少独特的地方。汉语的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基本上是搬用西方语言（即印欧语）的语法范畴和框架，但在解释汉语现象的时候总是圆凿方枘、扞格难通。计算机的中文信息处理也遇到难题，印欧语的造句规则“主语+谓语”一定是“名词+动词”，但汉语不受这个限制，“老王上海人”（名+名），“打人不对”（动+动），“逃，孱头”（动+名）也都成句。100多年来，我们想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寻找汉语自身组词造句的规律，这种努力一直没有停息。吕叔湘先生晚年曾呼吁，汉语语法研究要敢于大破大立，不要被“主语”“谓语”“动词”“形容词”这些从西方语法引进的术语牵着鼻子走。近年来，这种努力有了明显进展。

一是对汉语“流水句”特点有了新认识，这对固有语言学认知提出了挑战。汉语的句子大多是赵元任所说的“零句”，有的有主语没有谓语，有的有谓语没有主语，小句前后并置，相互之间可断可连，似断还连，不需要连词就能表达连贯的意思。“你不去，别人也不去，事情重要，我去。”这种流水句正是汉语通常的表达方式。“他的为人，你可以信赖”，也是两个小句的并置。曾经有人认为，并置方式只适用于简单的社会和单纯的文化，常见于美洲的一些土著语言。汉语对这种认识提出挑战，因此意义重大。

二是对汉语名词和动词关系有了新认识，这对语言演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西方语言学界大多认为名词和动词互相对立是维持语言生命所必需的，而且句子以动词为中心。但近年来发现，有好些语言不是这样的。所谓的动词其实都兼有名词性，相当于英语里的“动名词”。例如，“死”既是die又是death（死不可怕，我不怕死）。好比细胞分裂一样，印欧语里的动词已经从名词里分裂出来，形成“名动对立”；汉语的动词还没有从名词里分裂出来，仍包含在名词之中。这对人类语言演化理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汉语和印欧语的重大差别还跟东西方的思维习惯、范畴观、哲学精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学者对汉语真实情况的了解不如我们对西方语言的了解，他们经常引用的汉语语法参考书本来就是按印欧语的语法观念写的，好比在国外开的中餐馆，为了迎合人家的口味已经不是地道的中国餐。中国的语言学家应积极参加到国际语言学界中去，把汉语放在世界语言变异的大背景下研究，既要克服只从汉语看汉语的狭隘性，又要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为人类语言研究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际汉语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