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多元的慈善选择很正常，你可以援助山区，我可以支持艺术。拿房地产暴利等命题去抹杀潘石屹们的慈善价值，更是无厘头。】

潘石屹“越洋捐款”，这两天发酵成一场舆论风波。纠集在此话题上的褒贬，各执一端，很是耐人寻味。质疑声主要就是：潘石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把钱捐给国内更需要救助的贫困学生，而捐给哈佛等名校的学生？你潘石屹是在国内发家的，财富是从高房价中得来，如今为何“恩将外报”？这些问题，看似苛责，但却是社会观念水位的现实投射，也是慈善面临的真实外围环境，值得好好辨析一番。

多元的慈善选择，才是正常态

中国庞大的贫困乡村地区儿童确实需要资助。我曾去过云南会泽山区重点初中，看到的就是，人满为患、物资严重匮乏，一个年级七八个班，一个班六十多个孩子，校园小食堂中午吃饭孩子们排队在操场吃，八平米宿舍住了十几个孩子，孩子被子下面没有床板，直接搁在铁栏杆上。春天时节，已是群蝇乱飞。

这里的孩子们，显然比读哈佛的中国“普通贫困生”更需要钱。但慈善本就不该定于一“向”：市场是自由的，捐赠同样可以是自由的、无国界的，比尔·盖茨可以捐助全球艾滋病患，可以帮助非洲赤贫人士，而作为年度捐赠计划的一部分，巴菲特今年向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及其他几家慈善机构捐献了价值28亿美元的股票。美国人并没有跳起来，指责盖茨与巴菲特为什么不投入美国本土富民运动，让纽约的一些流浪汉吃上饭。道理很简单：慈善，是个体自觉。

在一个市场与社会架构相对完善的社会里，各个慈善基金会、各类文化艺术基金会，会支撑起丰富多彩的世界。世界参差多元，各方并行不悖，才是正常态：茅于轼先生等人致力于中国乡村工人技术培训，拓宽他们的就业市场，值得尊重，谁又能说资助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富豪们不值得尊重呢？连人都吃不饱，还去管交响乐和歌剧——这样的指责，只能说是价值偏隘，是被功利化视角蒙蔽。

实质上，潘石屹从乡民到富民，所见所闻所经历，足以支持他做出理性选择。

没必要将捐助跟高房价原罪扯一块

中国赴美学生越来越多，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去年8月报道，受到应试教育和高考压力的影响，中国赴美留学中学生的数量近年来大幅增长，初中生数量5年间更是翻了100倍。在2010至2011学年，在美国的中国籍高中生人数接近2．4万，超过全部赴美中国留学生总数的15％。2006年，有65名中国初中生在美国留学，2011年上升到6725人。在美读大学的更是不可胜数。教育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挡。未来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各方面人才，很多将出自其中，也许这些学生中的某些人，将决定中国甚至全球的走向。

哈佛是个富得流油、各方捐助源源不断的老牌私立大学，而耶鲁大学的投资机构在市场中素有盛名，2011年《南方日报》采访哈佛大学国际招生面试官Ruth Boulet女士，证明有60％的学生享受了学校的资金援助，潘石屹愿意加助一臂之力，没有什么不好。潘石屹强调自己资助的是中国贫困生（项目的具体操作，应该是根据其与哈佛间的协议而定），这其实就有本土关照的成分，事实上，哪怕资助国际贫困生，又有什么不可以？还能体现国际情怀。

至于高房价、房地产商原罪问题，不必与捐助扯在一起，有制度与法律在，如果有确凿的证据，直接向有关部门提供证据就是。那么多开发商得到了财富，还有那么多开发商破产，市场起起落落，潘石屹捐款之前不提原罪，现在陡然提起，有些诛心。

让人担心的是，美国知名大学中，中国高管与富裕群体的子弟占了很大一部分——不要以为勾兑仅存在于中国大学，美国大学同样如此——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资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人际管道，就像某些商学院的作用？会不会成为降税的通道？这些倒是潘石屹的“越洋捐赠”中的堪忧之处。

话说回来，慈善家曹德旺先生，从1983年至今持续30年的捐赠，总额近60亿元，在国内开创严苛的捐赠问责制，以制度制止捐赠领域寻租，为建立诚信捐赠开了好头。他不张扬，有底线，以制度为屏障把善款高效地用到了该用的地方。潘石屹的善举确实无可厚非，但要说的话，曹氏慈善其实也更令人敬佩。

□叶檀（财经作家）

【在中国范围和世界范围内，优秀学生们愿意在什么样的大学接受教育，潘石屹们的“豪捐”就投向什么样的大学，这样的竞争才是最公平的教育竞争，也才是最有效的教育竞争。】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近日与哈佛大学签署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合9300万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引发舆论热议。有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SOHO中国CEO张欣向媒体表示，助学是希望更多中国优秀贫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称这次助学金定向资助在哈佛学习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

中国地产商在国内经营企业致富，未见向国内高校捐多少钱，却一出手就向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此事集中了“中国富人”、“豪捐”、“哈佛大学”等不无敏感的关键词，难免要引起舆论的争议。质疑者提出的诘问十分尖锐，潘石屹和张欣的回应也干脆有力，至少落实到“资助中国贫困家庭学生”这一点，让质疑者在资助对象问题上无话可说。对质疑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为何捐赠国外高校而不是中国高校”，潘石屹和张欣未作正面回应。就上述两个问题深究下去，不难发现“豪捐”名校的背后，展现的是世界高等教育正在进行的一场激烈的教育竞争。

在中国，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大学以及众多重点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办学经费有政府投入作为主要保障，有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作为补充，对校外捐款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不同的是，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私立大学，来自校友和社会的捐款是最主要的资金保障，他们从企业家、富豪那里接受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捐款，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几年前，来自中国的耶鲁大学硕士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00多万美元，曾引起不少中国网友的非议。张磊解释说，他在中国从小学读到大学本科毕业，但耶鲁的教育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愿意用自己赚的钱回报耶鲁的培养之恩。张磊“豪捐”耶鲁和潘石屹“豪捐”哈佛，一个是校友反哺母校，一个是富人向大学捐款，都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只是这两笔捐款都有“中国背景”，从而让一些国内网友感到不舒服。

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校友和社会的捐款，除了校友有回报培养之恩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捐赠者对这些大学管好用好捐款怀有高度的信任，相信自己把钱捐给大学一定会物有所值。这些名校通过接受捐款等各种渠道筹集了充裕的办学经费，在完善的大学董事会监督和严格的外界监督下，一分钱也不敢乱花，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支出，就是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包括用丰厚的奖学金到世界各地去“抢”优秀学生。这与国内一些大学在建大楼、上项目、装点门面、“三公”消费上不惜血本，给学生提供奖学金却十分吝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代大学制度中，大学奖学金制度有一种核心设计，就是在学生的成绩达到基本水准的前提下，奖学金主要面向贫困家庭学生发放，以免他们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放弃念书。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制度被认为具有“杀富济贫”功能，穷人的孩子考上哈佛后，因家庭贫困可以申请到所需要的奖学金，富人的孩子因为家里富有，往往不能获得奖学金，反而可能承受不了高昂学费而“辍学”。耶鲁大学有一个外国留学生资助方案，家庭年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外国学生，考上耶鲁后念完本科费用全免，其他多数外国籍本科生也仅需支付学费的10％到20％。潘石屹向哈佛捐赠“SOHO中国助学金”，定向资助在哈佛学习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既符合哈佛大学奖学金“杀富济贫”的特点，也具有耶鲁大学外国留学生资助方案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算是一笔很贴切到位的捐款。

说到底，大学之间的教育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竞争“钱”和“人”，前者是吸引、争取来自校友和社会的捐款，后者是吸引、争取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前来就读，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用捐款来给学生发奖学金，用奖学金来吸引优秀学生（包括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这种竞争早已在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之间展开，也正在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和中国大学之间展开。中国大学需要思考和警醒的是：假如政府投入大幅削减甚至停止投入，以我们现有的大学制度、办学模式和教育质量，我们能不能吸引来足够的校友捐款和社会捐款？能不能吸引来足够的优秀生源？

在中国范围和世界范围内，优秀学生们愿意在什么样的大学接受教育，潘石屹们的“豪捐”就投向什么样的大学，这样的竞争才是最公平的教育竞争，也才是最有效的教育竞争。

潘石屹个人的钱，他爱怎么花是他的自由。不过以基金会的名义捐赠，如何把这个项目做成功、做成一个中国民间海外捐赠的样板，还要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挑战。

前几天，潘石屹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美国哈佛大学签订了1500万美元的捐赠协议，据张欣介绍：未来将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家庭年收入6.5万元以下的学子都可以申请。

更该问，是否调查过贫困生能否考入哈佛

经济学家姚树洁叫板潘石屹，质疑在中国赚钱的地产商为何捐资远在美国的哈佛大学，不少网友也跟风疑问，“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这样的看法自然有失偏颇，1921年的美国也是社会矛盾重重，成立不久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拨款100万美元，捐助建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中国现代西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标准。慈善公益是一件从人性出发的事情，姚树洁把这事扯到国家和民族层面上来讨论，显然是“跑调了”。

潘石屹捐款1500万美金给哈佛大学用于支持中国贫困学子是一件好事，并无不妥。如果社会的关注与争论以道德绑架慈善，就是以“恶”出发，其结果只会阻碍更多的富人进入慈善公益领域。讨论一个慈善公益项目是善还是恶，是否公平，应该更多地关注项目的运作程序，才能发现这个公益项目是否真正做到扶贫济困，是否真正推动了社会。

回到潘石屹捐赠的事上，有网友质疑潘石屹，是否调查过有多少家庭年收入低于65000元的学子能考入哈佛大学？这样从程序出发的质疑比其他论调更理性、更到位。在很多网友看来，潘石屹设立奖学金所要解决掉的问题和“三伏天送棉被”一样根本不存在，这么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显然只有潘石屹本人能回答。因为，目前还没有公开信息透露“SOHO中国基金会”和哈佛之间协议的内容和项目具体的操作办法。

中国民间该如何“海外捐赠”

按照张欣的介绍，潘石屹是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哈佛大学签署的捐赠协议，那么如何把这个项目做成功，潘石屹和“SOHO中国基金会”的项目团队还要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挑战。

对于“SOHO中国基金会”首批捐赠哈佛大学1500万美金，以及计划海外捐赠1亿美金该如何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并无明文的规定。即便是关于基金会涉外管理的法规，也只是界定了国内基金会如何接受海外捐赠的相关行为规范以及汇报制度，并未涉及国内基金会“对外捐赠”行为的管理。国内的基金会“涉外”基本是以“接受”为主，鲜有“捐出”例子。

初尝“海外捐赠”的“SOHO中国基金会”，首先要解决的是“1亿美金海外捐赠”是否符合基金会所登记的“业务范围”。按照公开的信息，“SOHO中国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涉外援助”。即便这1亿美金是潘石屹个人或者“SOHO中国”通过“SOHO中国基金会”定向捐赠给哈佛大学，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海外捐赠也可能不被许可。

其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SOHO中国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的善款要从中国汇至美国，需要提交包括捐赠协议在内的诸多单证及《服务贸易、收益、经常转移和部分资本项目对外支付税务证明》等文件。而这中间如果“SOHO中国基金会”接受这1亿美金善款的捐赠方潘石屹或SOHO中国公司,根据《捐赠法》享受了善款税前列支的鼓励政策，那么又存在抵扣近3000万美金公共财政税收的问题。

此外，如果潘石屹和“SOHO中国基金会”做成一个中国民间海外捐赠的样板，他们还要面临着海外慈善公益项目管理，如何监督哈佛大学按照捐赠协议实施项目，如何保证受助学生遴选的公平、公正、公开，如何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透明以及接受社会的质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是善意，更是专业。

□才让多吉（公益人士）

【众议】

@吴必虎（北京大学教授）：有人质疑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这个问题还是要拷问中国教育部门本身。教育体制不改，教育经费不足、效率不高、创新遭抑的问题难改变。捐款纳入企业成本，也应入法受到社会鼓励。

@向松祚（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此事看起来无可厚非。只要符合法律，企业和企业家有捐款自由。然而，为什么中国富人愿意给国外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意给中国教育雪中送炭？为什么中国精英们都迫不及待将子女送到美国和英国欧美受教育？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能矢志不移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

@詹国枢（全国政协委员）：其效果有三。一、雪中送炭。钱花在了真需要的人身上。二、锦上添花。凡能上哈佛者，必精英也。好钢用在刀刃上。三、知恩图报。这些人毕业后，大都是栋梁之材，由他们感恩，价值不菲也。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潘石屹回应，助学金只帮助中国贫困学生。（7月24日《新京报》）

慈善无国界

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自1999年开始在中国为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者提供免费手术，在中国累计捐款超过10亿元，让数十万中国人及其家庭重现欢笑和幸福。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在中国赚的钱是否就一定要在中国做慈善？答案也许就不言而明了，更何况潘石屹的捐赠还是用于“中国贫困家庭学生”的。慈善是一种自主权利，不能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同而语。无论一个人在哪里做慈善，怎么做慈善，都是他的自由，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要求他如何行使之，或者利用舆论与道德进行绑架，反而就是不道德了。（郭文婧）

捐款名义须较真

陈光标也罢，潘石屹也罢，他们爱把钱捐给谁，那是他们的自由，别人无权置喙。“国内致富”更不是他们只能捐款给国内的理由，否则，那些在国外疯狂购买天价奢侈品的国内大款，甚至举家携巨资移民的富豪，岂非都是大逆不道之徒？捐款给国外名校是潘石屹的自由，但潘石屹面对质疑给出的捐款理由和名义却大可商榷，甚至值得较真：潘石屹说捐款是为了资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学生，这究竟只是借口和名义呢，还是果真如此？据统计，在美国优秀学府上学的大学生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低收入的家庭。如果只是为了应付国内质疑而随口杜撰出来的借口和名义，那潘石屹就属于欺世盗名。（李先梓）

慈善别“舍近求远”

潘石屹跨国行善，许多“国际主义者”纷纷表示支持，什么“慈善无国界”之类论调替潘石屹背书。慈善固然无国界，爱国可有国界。国内多少贫困人口？有多少贫困的孩子？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到2012年底，中国还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要说救济、慈善，他们恐怕比美国的大学生需要救助吧？以“慈善无国界”来解释潘的“舍近求远”，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呢？

再者，如果说潘石屹的钱“取之于民”是他的能力体现，“用之于民”则是基本的道义所在。从国内房地产市场中赚到的钱，即使不还利于“房奴”，至少也可以帮助一下穷人，这不算是高要求吧？！（阿蒙）

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7月24日《新京报》）

“为何不捐国内高校？”这样的追问并不陌生。2010年，中国毕业生张磊向其母校耶鲁大学捐款，在国内就曾引发不小的争议，甚至演变为爱国与不爱国之争。

将潘石屹向哈佛捐赠，标签化为“把钱捐给国外”并不准确。哈佛大学并不能等同于美国，作为私立高校的美国，其接受的捐款来自世界各地。潘石屹的钱严格说是捐给教育与学校，而非国家。而教育的发展，本应该是无国界的，其增益是面向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

富人捐款，多与少，向谁捐，在国内的争议历来就不少。争议背后所暗藏的一个重要认知倾向是：富人捐款是无条件的，且要捐向灾区、社会底层才算是真正的慈善。就全球的慈善现状来看，将慈善仅仅理解为对贫穷之人的扶持，其实是相当狭隘的。慈善确实可以作为改善社会底层困境的一个重要力量，但这首先还是国家保障的责任。而将慈善与国家责任混为一谈，正是我们这里富人慈善引发争议的一个重要来源。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融合，慈善无国界的特点将越来越明显。抱着“慈善国界论”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也将越来越被证明为落后并逐渐式微。因为，慈善从来都是面向整个人类文明，社会越开放，享受到的慈善增益也就越来越多，反之，则只能加剧自身孤立。因此，追问“为何不捐国内高校”，本身就是不健康的慈善文化的一种投射。而“为何不捐国内高校”的疑问能够产生，本身就已经提供了太多的答案。

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元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新京报》7月24日）

在众声喧哗中，华人经济学家姚树洁叫板潘石屹，并质问“如果你对中国没有信心，为什么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暴发横财？”不少网友也跟着追问：“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

姚树洁叫板潘石屹，有些出人意料。姚树洁是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毕业于海南大学，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牛津大学、朴次茅斯大学经济系、伦敦米德尔赛克斯大学经济系等求学和任教。依照他的逻辑，来一个反问：姚树洁为什么不回中国高校任教？由此恐怕陷入一个透着狭隘没有光亮的“口水仗”中。

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这问题不该问潘石屹。这基于两个理由。其一，一个热心公益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很多人都在讲爱心无国界，为什么到了慈善上就有国界了？捐给中国高校是公益，捐给外国高校难道就不是公益吗？这种发问，透露着一种狭隘。盖茨的基金会满世界捐钱，而且也捐款到中国，难道美国人也要抗议吗？

捐赠哈佛，对中国人来说不是没有意义。哈佛大学毕业生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在这里入读的中国学生，无论选择回国，还是留在美国，都有一颗“中国心”。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华人在世界各地为祖国作贡献？有人说，“潘石屹将以捐赠人的身份为他的儿子将来入读哈佛‘买门票’”。即使潘石屹真的有这样的考虑，也并不是坏事，没有必要以动机来评价其慈善行为。

“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这问题其实可以抛给中国高校。正如姚树洁所说，潘石屹的公司开在中国，钱是在中国赚的。一个人能把事业做这么大，绝对不是什么“菜鸟”，潘石屹难道想不到可能面对的口水吗？2010年初，本科毕业于人民大学的张磊向耶鲁大学捐赠888.8888万美元，也曾引起质疑。当时有评论假设，“如果张磊是在中国某大学毕业的，如果这所大学能给他很好的指引，甚至影响他的一生，相信张磊也会捐钱给母校的”。

后来，尽管张磊也向本科母校提供了捐款，但是他首先向耶鲁大学捐赠的行为，无疑也显示了一种态度。一些中国事业成功人士在捐款时首选外国，一方面可能因为中国高校的校友会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立起紧密的校友网络。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成功人士对国内母校没有形成足够强的价值认同，母校对他们在精神上的召唤力还不够大。

捐赠哈佛的潘石屹不该被指责，我们应该尊重这种超越国界的善意。如果有心抱怨为何中国企业家不多为国内慈善事业作贡献，那么不如仔细考虑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吸引人的慈善环境。毕竟，慈善是一种个人行为，只要不危害本国国家利益，捐赠者有权选择自己心仪的对象。要扭转那些成功人士向国外捐赠的趋势，光是会哭会喊没有用，反求诸己才是一个更为平和的态度。